自從谷歌起，硅谷大公司的一項默認傳統(tǒng)就是免費開放公司自助食堂。
隨著硅谷移民越趨多元化，這些大公司的食堂也開始向雇員提供全世界各國菜式。但近幾年，硅谷食堂里的咖喱味一陣重過一陣。硅谷員工經常開玩笑稱，甚至可以根據每家公司食堂里的咖喱味，來判斷這家公司的印度人比例。
照此推理，現在硅谷咖喱味最重的食堂大概就是谷歌了。
隨著咖喱味一路飄香的，還有印度人在硅谷權力之路上越走越遠。
現在，印度人已經打開了從中層通向頂層的晉升通道，谷歌和微軟兩大帝國的印度裔CEO，已經再清楚不過地向整個科技世界顯示：印度裔工程師在硅谷沒有上限。
谷歌新任印度裔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
數不清的硅谷印度裔高官
硅谷的印度高管已經有點數不過來了。其中就有紅透半邊天的谷歌新任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以及微軟歷史上第三任CEO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僅僅這兩家公司，印度裔高管就已經掌管了8000億美元的市值。
不同于一些族裔高管都是移民二代，這一波登上硅谷權力頂端的印度裔高管，都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大多數都是在印度完成了大學本科教育后來美的。
比如，皮查伊出生于印度第四大城市欽奈的一個普通家庭，住在一個兩房公寓里，他的父母連個電視機都買不起。納德拉則在1967年出生于印度的海德拉巴，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大學獲得了電子和通信的工程學士學位，隨后前往美國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
當皮查伊在1993年，也就是互聯網革命的前夜來到硅谷時，他父母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才幫他墊付了去美國的路費。皮查伊回憶說，當他第一次到斯坦福，發(fā)現這里連一個雙肩包都要賣60美元時徹底震驚了。但皮查伊也發(fā)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了幾乎是沒有窮盡的互聯網世界。
今年43歲的皮查伊，在谷歌公司內部升遷極快。正是他發(fā)明了google chrome，在擔任新CEO前，掌管安卓業(yè)務已經有兩年了。皮查伊從當年那間印度破公寓里動身，用了20年，到現在執(zhí)掌硅谷最重要的谷歌帝國命脈，這樣的跳躍哪怕是發(fā)生在“美國夢”的語境下，都令人動容。
硅谷流傳的一個說法是，皮查伊曾經一度想跳槽去推特(Twitter)，但谷歌為了留住他開出了一張5000萬美元的獎金，并最終給他讓出了那個獨一無二的位置。
除了皮查伊和納德拉外，硅谷的傳奇式印度高管比比皆是。
最早可溯源到1980年就來到美國的沙比爾·巴蒂亞(Sabeer Bhatia)。巴蒂亞是hotmail的發(fā)明者，1968年出生于印度昌迪加爾，后來在加州理工念書。
還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發(fā)展最快的軟件公司之一Adobe的首席執(zhí)行官山塔努·納拉延(Shantanu Narayen)，在印度奧斯馬尼亞大學念完本科，來美國博林格林州立大學讀了計算機碩士。演示文檔共享平臺“SlideShare”聯合創(chuàng)始人兼CEO拉什米·薩哈(Rashmi Sinha)，出生于印度阿拉哈巴德，后在伯克利大學深造。太陽微系統(tǒng)公司，就是那個發(fā)明了Java語言的公司，其聯合創(chuàng)始人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也是在印度出生，于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受教育。思科首席技術官帕德馬錫·沃里奧(Padmasree Warrior)，此前還擔任過摩托羅拉的首席技術官，同樣來自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后在康奈爾大學學習。
谷歌除了皮查伊，還有一位印度裔高管：企業(yè)業(yè)務總裁艾米特·辛格(Amit Singh)，是他在2001年重塑了谷歌搜索引擎的核心算法。辛格在印度北方邦出生長大，也是在印度理工學院的羅克分校讀書，后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德盧斯大學念計算機科學研究生。
鮮有中國工程師高管
印度高管的成長路徑，其實與中國工程師一模一樣的?；钴S在硅谷的大量中國工程師，同樣也是在中國清華、北大等頂級學府念完本科，然后申請來美國攻讀工程類的博士，最后前往硅谷求職。
同屬亞裔的印度和中國工程師，在美國其他族裔眼中的印象都高度一致：成績優(yōu)秀、技術拔尖，但不擅長體育，總體比較內向，喜歡和自己人扎堆。
但中國工程師能在硅谷真正出頭的少之又少，像百度最近高薪挖角的吳恩達可能是一例。1976年出身的吳恩達是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國際上最權威的學者之一，名震硅谷。
即使是吳恩達，也是出生在倫敦、于香港和新加坡接受教育的華裔，并非像很多印度高管那樣成年后才移民來美。除吳恩達之外，就很難數得出幾個中國工程師高管的名字。
硅谷一個傳統(tǒng)族裔權力結構是：大量擔任技術研發(fā)任務的中國工程師，往上是一群印度中層，再往上則是美國本地白人高管。
現在，印度人已經用實際行動打破了“天花板瓶頸”。但中國工程師依然停留在“勤奮、靠譜、技術能力強”的研發(fā)人員層面，鮮有向管理層的突破。
中國工程師私下對印度同事最大的抱怨，就是認為印度人“互相偏袒”。最被詬病的幾大罪狀，就是在公司入職時，印度面試官赤裸裸地偏袒印度候選人，甚至不惜放水;在工作中，印度同事又拉幫結派，喜歡口頭上表功和討好上司，個個都愛鉆研晉升之道。
古老的印度學徒傳統(tǒng)
這些“聲討”當然有中國工程師受壓抑的情緒化，但在管理學中，這種“印度式管理”倒也確有出處。
瑞士圣加侖大學在2004年搞了一項對印度式管理風格的研究，結論稱印度高管傾向于參與式管理，喜歡和下屬建立非常深遠的關系。“這種管理藝術可能來自于印度的學徒傳統(tǒng)，在上下級之間會建立情感紐帶”，這篇研究稱。
新罕布什爾南方大學一項研究也比較了跨國企業(yè)中，印度經理和美國經理的差別，稱“印度高管的風格是，上級會非常真誠地替下屬考慮，兩者之間往往會建立極強的忠誠感，甚至超越了薪水回報”。
這種發(fā)源于印度手工藝行業(yè)的古老傳統(tǒng)，在推動印度裔工程師融入硅谷時顯得馬力十足。早在沙比爾·巴蒂亞時代，印度工程師和企業(yè)家就開始在硅谷拓寬勢力范圍，靠一代代的積累建立印度企業(yè)家在美國的超強人際網絡。
三十多年前，第一代成功的硅谷印度創(chuàng)業(yè)家，就已經意識到外來移民在美國發(fā)展的難處和障礙，開始毫無保留地幫助前來追隨的印度老鄉(xiāng)。經過幾代印度企業(yè)家們的努力，他們實際上已經在硅谷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良性發(fā)展的印度圈生態(tài)，包括引薦人脈、設立天使投資，專門幫助初來乍到的印度創(chuàng)業(yè)者。“這是靠第一代印度移民非常有意識的努力才爭取得來的地位”，《印度經濟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說道。
前幾代印度移民另一個突破性成就是，打破了美國人對印度人的刻板印象，認為印度人只能成為優(yōu)秀的工程師，而不是杰出的管理者。上述文章指出，“當第一代硅谷的印度移民成功打碎職業(yè)上的玻璃天花板后，他們還決定要從此互相扶持著前進。他們意識到后來者將面臨同樣的困境，要想突圍，只有抱團。由前人來為后來者打破更多障礙，提供更多經驗，開啟機遇之門”。
所以，中國工程師最看不慣的“給自己人放水、互相抱團”，雖然可能有意氣之嫌，但確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高管的做事風格。
就是通過這種赤裸裸的互相提攜的傳統(tǒng)，上一代印度人為今天的皮查伊和納德拉開辟了道路，向美國人證明了印度人可以擔當大任。
對于中國工程師，除了缺乏這種強力抱團的傳統(tǒng)外，最望塵莫及的還有印度人英語的母語優(yōu)勢。在吐槽完印度同事“愛拍馬屁”后，許多中國工程師也都會哀怨地再自嘆一句：“中國工程師就算想拍句馬屁也都說不太溜。”
錄取率不到2%的印度理工學院
僅僅靠提攜，可能能進入大公司混碗飯吃，但要成為“技術至上”的科技公司高管，還是要靠超強實力。皮查伊能當上谷歌CEO，首先還是因為他發(fā)明了chrome。
事實上，許多杰出的印度工程師確實是僅憑個人實力，就能讓整個互聯網世界心服口服。根據2014年的數據，目前硅谷大概有15%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都是由印度裔創(chuàng)辦。
在美國，印度人實際上已經成為由移民創(chuàng)辦的科技創(chuàng)業(yè)公司中的最大族裔，超過了英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族裔加起來的人數。
從1999~2012年，雖然印度雇員只占硅谷整體雇員人數的6%，但印度人在硅谷創(chuàng)建的公司占全硅谷的比例從7%飆升到了15.5%。創(chuàng)業(yè)公司是最能代表創(chuàng)新精神和技術實力的一個指標之一，這些優(yōu)秀的印度裔工程師，其中大概有一半都來自于同一所印度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
這是皮查伊和許多其他印度高管的母校，被譽為全世界最難進的大學，錄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學錄取率還低的多?；蛟S把美國的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頓大學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印度理工學院在印度的地位。
據調查顯示，在美國高科技企業(yè)的集中地硅谷，約2000個新生企業(yè)中，約有四成是由印度人開辦的，而其中一半是印度理工學院培育出來的人才。
從上個世紀70年代科技產業(yè)騰飛的黃金時期起，每年印度理工學院70%的畢業(yè)生會選擇出國，且大部分都落腳美國。過去50年，印度理工學院總共誕生了17萬畢業(yè)生，留在美國的就超過3.5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