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打通《超級馬里奧兄弟》第一關平均用時1分30秒，《憤怒的小鳥》第一關卻僅需10秒。這就是現代游戲的核心理念之一：讓玩家最快、最簡潔地獲得一定成就
編者按：游戲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從《俄羅斯方塊》到《開心農場》，從《植物大戰(zhàn)僵尸》到《涂鴉跳躍》，從《憤怒的小鳥》到《Draw Something》，全世界玩家為之寢食不安，日夜奮戰(zhàn)。
然而，游戲的“無腦化”傾向正在日益凸顯。事實上，從《俄羅斯方塊》誕生的那天起，“無腦”基因已經融入了整個游戲產業(yè)的血脈中?！豆猸h(huán)》、《使命召喚》等大型游戲雖稱不上陽春白雪，但已漸漸縮水為少數“高玩”的特有愛好。另一方面，以《開心農場》和《憤怒的小鳥》為代表的手機游戲依靠社交網絡和病毒式傳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
更加吊詭的是，許多玩家清楚地知道這些無腦游戲幾乎毫無意義，只不過是簡單動作和微小成就的無限循環(huán)。但他們卻實現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人格分裂：一邊痛罵“無腦游戲”，一邊掏出手機，打開《憤怒的小鳥》，再發(fā)射幾只小鳥，看看能不能打出“New High Score”。
拋開一切高尚目的，游戲能夠反映社會背景和現實?！锻盔f跳躍》等簡單小游戲大行其道，契合了人們通過小小努力，即可獲得一定成就和獎勵的心理。從某種意義上講，無腦游戲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級人文關懷。
《紐約時報》對“無腦游戲”和整個游戲生態(tài)體系進行了深度調查和解析。這是一個巨頭與“屌絲”齊飛、“無腦”共關懷一色的奇異世界。
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無腦游戲
1989年是世界動蕩不安的一年。這一年，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開始土崩瓦解，而“柏林墻”倒塌預示著一個嶄新的德國即將冉冉升起。而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遠東，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卻通過一款名為“Game Boy”的掌上游戲機，跨越大洋，為美國帶來了另一種形式的“解放”。玩家們從此不必前往烏煙瘴氣、擁擠不堪的游戲機廳找樂子，這個小小的塑料盒子足以讓他們更加輕松地獲得娛樂。
與Game Boy一起發(fā)售的是一款名為《俄羅斯方塊》(Tetris)的小游戲。這款游戲是如此簡單：形態(tài)各異的方塊組合從天而降，玩家需要及時調整方塊的姿態(tài)，并放在合適的位置上，以消除一整行的方塊;它又是如此令人上癮，無數玩家在“砌墻”和“拆墻”的無限循環(huán)中揮灑著青春年少。它甚至帶有一點哲學色彩：你的目的是消除方塊，也就是“拆墻”;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你首先需要“砌墻”，也就是努力讓方塊填滿一行——目的與方法在矛盾中實現了統一。
這是游戲與平臺的完美結合：《俄羅斯方塊》的圖形界面足夠簡潔，可以在Game Boy的灰階顯示屏上順暢運行;它的方塊移動速度足夠慢，不會造成拖影;它的操作方法足夠簡單，玩家可以隨時隨地玩上幾局。Game Boy套裝總計售出7000萬套;無論是在早餐餐桌上，還是在銀行排隊中，總能看到有人沉浸在“拆墻”的游戲快感中。
一種傳統由此誕生——無腦游戲(stupid games)。之所以給出如此稱號，一半是事實描述，另一半則是對于浪費在這些游戲中的寶貴光陰的痛悔。在《俄羅斯方塊》誕生后的三十多年里，這款游戲及其“子孫后代”——包括《憤怒的小鳥》、《寶石迷陣》和《水果忍者》等占據了我們的口袋和大腦，并革新了整個視頻游戲產業(yè)的生態(tài)模式。
我們正身處一個好壞參半的、充斥著無腦游戲的世界。
夸克級人文關懷
游戲研究專家通常會指出，游戲能夠反映社會背景和現實。例如，《大富翁》誕生于上世紀30年代，當時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它很好地迎合了人們期冀一夜暴富的心理;《Risk》誕生于50年代，折射出整個社會對于“冷戰(zhàn)”的憂慮;《Twister》要求參與者扭轉身軀、四肢著地，按在游戲板上的特殊區(qū)域，玩家間的身體接觸不可避免，與19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不謀而合——有人將其稱為“高難度性愛”。
《俄羅斯方塊》的誕生具有天時地利：它生于1984，出生地是蘇聯的一個計算機實驗室。它的玩法反映了蘇聯的冷酷現實：玩家面對的敵人不是怪模怪樣的惡棍，而是一種無法形容、無法理喻、洶涌連綿、壓倒一切的可怕力量;玩家所能作出的唯一抵抗，是無限重復、毫無意義的排列組合。它是官僚主義的精粹，是毫無目的的徒勞，是無法逃避的牢籠。它的精妙之處在于湮滅了自由意志——它的徒勞無功顯而易見，但人們卻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旋轉、排列、累積和消除方塊。與所有的無腦游戲一樣，《俄羅斯方塊》是一種自我懲罰強迫癥。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俄羅斯方塊》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級人文關懷。
《憤怒的小鳥》繼承衣缽
在《俄羅斯方塊》橫空出世25年后，一家?guī)捉飘a的芬蘭游戲公司再一次實現了游戲與設備的完美融合：這家公司名叫Rovio，這款游戲名叫《憤怒的小鳥》。游戲方式很簡單：用彈弓發(fā)射小鳥，消滅躲藏在各種掩體中的綠豬。它的基本理念完美契合了方興未艾的觸摸屏技術，又以簡單的操作、幽默的風格牢牢攥住了眾多休閑游戲玩家的手指。
短短幾個月，《憤怒的小鳥》成為iPhone上最流行的游戲，并很快向其他平臺擴張。如今，這款游戲的下載量已超7億次。它還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商業(yè)帝國：Rovio已經拍攝了《憤怒的小鳥》主題電影，賣出大量印有各色小鳥和綠豬的T恤和拖鞋，甚至計劃建設一座主題公園。就連我家附近的一處修車店也打出招牌：“修車即送《憤怒的小鳥》簽字筆。”
Rovio最新推出的《憤怒的小鳥：太空版》大幅修改游戲玩法，并聯手沃爾瑪、T-Mobile、《國家地理》雜志、MTV和NASA進行推廣。該公司甚至在國際空間站中拍攝了一段游戲宣傳片。
《憤怒的小鳥》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俄羅斯方塊》。每當整個社會遭遇源于經濟、政治或存在感的沖擊或焦慮時，人們就會紛紛撥動數字產品的念珠，試圖從中尋求安慰。
iPhone推波助瀾
我一直拒絕購買iPhone，因為懼怕它的游戲的力量。我把人生中的最好時光花費在了視頻游戲上：整個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期，我接觸了從《超級馬里奧兄弟》到《真人快打》的各種游戲，成為高手并沉迷其中。它們陪我度過整個青春期：當我開始脫去嬰兒肥時，任天堂的灰階顯示屏游戲機開始進化為64位主機;當我開始變聲時，視頻游戲的單調音軌開始被立體聲取代;當我的社交圈不再局限于幾個兒時好友時，整個游戲產業(yè)也在向全新領域拓展，成人和情色內容漸成風潮。
在年近二十時，我終于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徹底告別視頻游戲。我意識到，它們就像鴉片一樣讓我上癮。我希望把時間花費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我把注意力轉移到書本上——事實上，與沉迷游戲相比，這是一種更容易被社會認可、更安靜的逃避方式。我完全“戒除”了游戲，生活也變得更開心、更富有成效。
然而，正當我在成年生活的黑暗森林中摸索時，iPhone闖入了我的人生，并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它不僅是一部手機，不僅能拍照、導航、上網，更能充當一臺掌上游戲機，其性能是我玩過的所有游戲機的三倍。我的妻子從來不玩游戲，但在購入一部iPhone后，她立即成了“資深玩家”，整天玩一款名為《Words With Friends》的社交拼字游戲。不久后，她開始和世界各地的玩家同時玩6到10款游戲。有時候，我正和她說話，她的手機突然響了，她就會立即轉移注意力，掏出手機，看看是否有玩家向她發(fā)出了新的挑戰(zhàn)。
一開始，我試圖對此保持幽默感，敬而遠之;但不久后，我的高尚姿態(tài)就走到了盡頭。大約1年后，在竭力抵擋文化浪潮而慘遭失敗后，我購買了一部iPhone。我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樣做的目的是買一部帶攝像頭的手機，好給孩子們拍照。在隨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只用它看電子書、發(fā)送電子郵件和拍照。然而，我下載了一個國際象棋游戲。我安慰自己說，這是一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但事情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我的那顆游戲狂人的心宣告復活。我下載了一些弱智的三俗游戲，隨后又開始玩《寶石迷陣》，最后終于買下了《Little Wings》和《植物大戰(zhàn)僵尸》。它們占據了大量業(yè)余時間。妻子拿我之前面對游戲時的高姿態(tài)開玩笑，我對之有種莫名的氣憤。
視頻游戲終歸回到了我的生活。
沉迷于無腦游戲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過去幾年間，數百萬用戶被卷入這一漩渦。正如硅谷風投家約翰?多爾(John Doerr)對《名利場》雜志所言：“這些游戲不適合所有人，確實如此;然而，它在‘老少咸宜’方面超過了其他任何產品。”Rovio透露，2011年《憤怒的小鳥》玩家平均每天在這款游戲上花費2億分鐘。然而，這些游戲時間的品質如何，其中有多少充滿樂趣，均不得而知。
自遠古時代起，人類就很喜歡玩無腦游戲。例如，骰子的歷史比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還要長。古埃及人玩一種名為“Senet”的游戲，考古學家認為這類似于西洋雙陸棋。人們還發(fā)明了“剪子石頭布”、井字游戲、西洋棋、多米諾骨牌和紙牌——它們都是規(guī)則簡單的抽象游戲，卻又能變幻出無窮可能。其中，國際象棋稱得上是“無腦游戲之王”——它是如此無腦，以至于只有天才才能玩得好。
另一方面，無腦游戲又是一種見縫插針的活動。它們往往穿插于其他事情的間隙。與其說它們是日?；顒又?，倒不如說是日?；顒拥难a充;與其說是一種追求，倒不如說是從孜孜以求的夢想的短暫逃離。例如，當你打開手機查看日程，發(fā)現還有40分鐘才需要出發(fā)時，那么不妨再去發(fā)射幾只小鳥，消滅幾頭綠豬。
大型游戲退位，無腦游戲駕臨
過去25年間，人們很容易找到這些手機休閑游戲的替代品。游戲產業(yè)的運作模式與好萊塢很相似：大型公司致力于推出重量級游戲，它們就像“暑期檔”的電影大片，主要為主機平臺量身定制，包括PlayStation和Xbox等。為了吸引年輕玩家，這些游戲通常是戰(zhàn)爭題材，以炫目光影和爆炸效果著稱。一款重磅作品的開發(fā)預算可能高達2500萬美元，會有數百名開發(fā)人員為之工作，還會有5000萬美元的市場推廣費用，在發(fā)布時廣泛造勢。在這種模式的推動下，1996至2005年，全球視頻游戲營收翻了一番，中流砥柱包括《光暈》、《魔獸世界》、《使命召喚》和《戰(zhàn)地》系列游戲。
然而，這種好萊塢式的產業(yè)模式也存在缺陷。由于耗資巨大，耗時極長，游戲界形成了保守、規(guī)避風險的文化。幾乎每款產品都拘泥于模仿、續(xù)篇、前傳、后傳，乃至后傳的后傳。例如，《光暈3》之后還有一款全新游戲《光暈3：地獄傘兵》。另一方面，微軟、EA和Rockstar等巨頭形成壟斷優(yōu)勢，獨立游戲開發(fā)商幾乎沒有出頭之日。
2007年，iPhone登場。開發(fā)游戲變得如此簡單，通過蘋果應用商店App Store進行銷售也很容易。獨立游戲開發(fā)商從此不必再依靠博客的口口傳播，他們突然獲得了接觸全體用戶的全新渠道——不僅面向硬核玩家，也面向他們的家人、郵差和大學教授。消費者不再需要購買游戲機幣，不再需要緊盯著Xbox 360，只需要在口袋里放一部iPhone，即擁有了一臺設計精巧的移動游戲機。
這對游戲設計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主機時代，用戶喜歡把主機充當家具的一部分，并與電視機相連接。這意味著玩家常常在起居室玩游戲。相對應地，游戲的內容以解謎、戰(zhàn)爭和即時戰(zhàn)略為主，更大的空間意味著操作的自由。
手機游戲的開發(fā)模式完全不同。iPhone的顯示屏大小與紙牌相當。它不依賴傳統的物理搖桿，而是能夠對用戶的各種操作——戳、滑動、點擊等迅速做出反應。這催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游戲類型：《俄羅斯方塊》式的簡潔，非連續(xù)的游戲時間，隨時隨地可玩，無需指導即可很快上手，適合一切層次的玩家。它們稱得上“純粹的游戲”：通過設計完美的微系統，將玩家直接帶入游戲快感中，不提供大段的文字敘述以免分散玩家注意力。一個有趣的比較是：玩家平均需要花費1分30秒才能打通《超級馬里奧兄弟》的第一關;但在《憤怒的小鳥》中，這一時間被縮短至10秒。
在我玩過的所有無腦游戲中，最令我上癮的是一款名為《Drop7》的游戲。這款游戲將《俄羅斯方塊》和《數獨》融為一體。我花了幾天時間搞清楚基本玩法，又花了幾周找到了一些技巧，很快我又進階為高級玩家。它擠占了我洗盤子、給孩子洗澡、與親戚聊天、讀書看報甚至寫作的時間。它是麻醉劑，是逃生艙，是呼吸管，是給我毫無意義的安慰的醫(yī)生。我發(fā)現自己徹底上癮了：每當打開游戲，點擊“新開一局”時，我總是在想“不能再玩了”?？墒?，每次都事與愿違。不僅如此，我還向妻子、家人和朋友推薦這款游戲。我甚至不分時間和場合地玩《Drop7》：凌晨3點，我在玩游戲;與母親爭吵后，我在玩游戲;在得知陪伴我12年的狗狗得了癌癥，很可能死去后，我還在玩游戲。
我想要弄清楚，這樣一款小游戲，是怎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在我的生活中生根發(fā)芽、進而掌控一切的。于是，我給《Drop7》的開發(fā)者弗蘭克·蘭茨(Frank Lantz)發(fā)了一封電子郵件。他與別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名為Area/Code的小公司，目前已經被無腦游戲巨頭Zynga收購。我想問他：無腦游戲的秘訣是什么?我為何沉迷其中?《Drop7》是如何接管我的大腦的?但是，我首先問他是否認識別的年輕設計天才，也就是那些忙著開發(fā)無腦游戲，期冀成就下一個《Drop7》、《憤怒的小鳥》或《寶石迷陣》，卻尚未被業(yè)內巨頭相中的人們。
蘭茨回復了我的郵件，只有四個大字：扎克·蓋奇(Zach Gage)。
獨立游戲
當我走進他的公寓時，扎克·蓋奇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為房間的雜亂道歉。他剛剛在房間的一角組裝了一臺懷舊風格的游戲街機，外觀與1980年代初的產品幾無二致，但它的屏幕是一臺碩大的Mac顯示器，木板外殼中包裹著一臺Mac Mini主機，這意味著這臺怪異的設備能夠玩超過3000款游戲，既有《太空入侵者》、《吃豆人》等經典名作，也有蓋奇和他的朋友在過去兩年里一起開發(fā)的獨立游戲。他們沒有預算，而一些產品從想法變成成品只用了幾小時。
蓋奇把這臺街機稱作“迷你游戲圣殿”。他花費了大約6周和1000美元來組裝它。他從香港訂購了各種零件，剪切了約100根線材，還開發(fā)了一個軟件，為按鍵指定不同的功能。他不得不弄清楚日式搖桿和美式搖桿的區(qū)別：前者精準、靈敏而脆弱，后者十分“皮實”，能夠承受玩家缺乏技巧的暴力操作。
他所做的這一切都出于對技術的深深熱愛。蓋奇生于1985年，比《俄羅斯方塊》的誕生晚了一年。他是在任天堂和Xbox主機的伴隨下成長的年輕一代。在他的想象中，街機的全盛時代是這樣一幅場景：煙霧繚繞、聲音嘈雜的游戲廳中，亢奮的人們在一排排街機前保持相同坐姿，用一枚又一枚的游戲幣，把自己傾注到數字世界中。因此，他自己造了一臺街機，試圖理解這種狂熱，并從中獲得許多驚人想法，讓我很難相信它們竟出自這個年僅26歲、事業(yè)只存在于網絡上的年輕人。
“組裝好這臺街機后，我意識到自己有多么痛恨互聯網。”蓋奇說，“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歡互聯網以及它對游戲的推動——它一直很棒。但是，它在許多方面又很糟糕。街機完成了大量精巧的工作，我們卻從未予以褒揚。它的構造蘊含了社會心理學的許多理念。”
他舉例道，Xbox只提供了少數幾款能夠與家人一起玩的游戲。“再也沒有人設計這樣的游戲了，”他說，“這很糟糕。”
蓋奇是一位獨立游戲設計師。與Rovio和Zynga等巨頭相比，他就像鳳凰傳奇遇到了柏林愛樂樂團，或是刀郎遇到了賈斯汀·比伯，無論是人氣還是資源都不在同一個宇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工作，留了長頭發(fā)和絡腮胡子。大多數情況下，他開發(fā)游戲完全憑借一己之力，偶爾也會與朋友合作。有時候，他會沉浸到研究中長達數周之久。最近的一個研究課題是為何人們喜歡玩單詞類游戲，如《Words With Friends》和《Draw Something》，這是蓋奇一向討厭的類別。他花了兩周時間玩《Bookworm》、《Words With Friends》和《Wurdle》，結論是這些游戲嚴重缺乏戰(zhàn)略要素，只不過是經過精心打扮的單詞搜索罷了，但《Scrabble》除外。
于是，他開發(fā)了一款名為《SpellTower》的游戲。玩家需要利用字母組成單詞，并最終蓋一座塔。這是他最為成功的作品。據他說，這款游戲上線兩個月內掙的錢足夠他生活兩年。
與許多人一樣，蓋奇是通過《俄羅斯方塊》進入無腦游戲的世界的。有一天，他看到女友在用iPod玩《俄羅斯方塊》，而這款游戲糟糕的觸摸屏界面讓他驚駭——當他看到糟糕的游戲設計時，他那種憤憤不平的神態(tài)總是惹人發(fā)笑。
“iPhone具有很多奇妙的功能，卻沒有一款游戲加以利用。”他說，“每個人都試圖把其他平臺上的游戲強行移植到iPhone上?！抖砹_斯方塊》并非圍繞觸摸屏而開發(fā)的。如果當初沒有這些游戲，只有觸摸屏，那么你永遠不會看到這種拙劣產品的。于是，我開始開發(fā)一款游戲，試圖弄清楚觸摸屏版《俄羅斯方塊》應該是什么樣。”
他開發(fā)出一款名為《Unify》的游戲：它類似于雙向《俄羅斯方塊》，形態(tài)各異的方塊從顯示屏兩端向中央浮動，最終融為一體。這款游戲頗具吸引力，贏得叫好聲一片;但從銷售額來看，《Unify》算不上大紅大紫，不過蓋奇并不在乎。他說：“我的興趣只是利用新技術解決難題。據我所知，《Unify》是第一款支持多點觸摸的方塊消除類游戲。”
蓋奇的父母都是藝術家，他自己也有紐約帕森斯設計學院的美術碩士學位。與許多人一樣，他從一間閣樓開始了艱苦的藝術家生涯;但與許多人不同的是，他的房間里堆積的不是松脂、帆布和解剖學書籍，而是游戲圖板、手柄和Xbox光盤。幾年來，蓋奇為了生活曾經走穴講課，也曾賣游戲光盤。他似乎并不在乎錢。事實上，蓋奇正在從事的項目之一是為了諷刺游戲產業(yè)的現狀，尤其是大公司希望通過“山寨”流行游戲賺取快錢。這款游戲名為《Unify Birds》，玩法與《Unify》完全相同，只不過把原作中的方塊換成了小鳥。據他說，這款“新作”在朋友中的反響很好。
他讓我試玩了《Unify Birds》。它給人的感覺是一款比原作好得多的游戲，甚至有大紅大紫的可能。
